人大代表余瑞玉:提升国家经济安全,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
本报记者滕娟近年来,中美摩擦不断升级,在美国对中国全方位的打压下,“加强自主创新,防范‘卡脖子’技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危害经济安全”成为我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经之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秩序,各国纷纷采取手段摆脱本国物资依赖、争取“经济自主”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2020年8月24日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余瑞玉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防疫成果卓然,产业链、供应链运转较为稳定,这些都是我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有利因素。但她同时指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同时因外部发展环境严峻不断受到冲击,且我国在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建设还不成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一旦失守将严重威胁我国经济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家底不清。制约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短板不仅仅表现在芯片、操作系统、光刻机、触觉传感器等具体技术上,还有战略资源(如油气、金属矿产资源),知识产权等层面,牵扯到进出口贸易、法律法规、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等诸多方面。由于我国制造业体量庞大,产业门类复杂,国际产业链局部调整等因素,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的短板缺少科学、系统、全面的摸底,导致一些“卡脖子”的问题虽然在完全暴露以前,已经得到一些业内专家的关注,但缺乏有效权威的传播渠道,并不能对全产业进行及时预警,当行业和公众普遍认识到产业安全遭遇侵犯的时候,已经难以补救,很难实现将风险防患于未然。
二、顶层规划尚未成熟。视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的美国,为了在国际秩序深度调整时期能继续称霸,早在2012年就制定了《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其以安全和效率作为核心,着力培育具有弹性的供应链、更好地整合全球资源,提升美国对国际经济的话语权。同时,美国在整体思路完善的基础上,还相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如建立跨部门的全球供应链工作小组,情报部门专门成立全球供应链风险评估组织等,有利于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对外产业链构建政策。反观我国,虽然于2015年出台了《国家安全法》,明确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基础地位,但目前还没有针对国家经济安全制定专门法律,也没有对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安全制定系统、完善的国家战略。较多的是由工信部、发改委等密切相关部门就某产业发展或是某一方面安全发布的政策和规划,不少规划以引导和指向性为主,在具体可操作的细则制定上有所不足。
三、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机制。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涉及构建产业防护链、科学产业链布局、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等方面,进一步细化还涉及产业链安全保障评估指标建设、产业链发展中职能部门协调等具体内容。但目前我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长效保障机制并不完善,例如在安全指标评估机制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广东省经济安全研究院特聘研究院陈斌等作者就在《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一文中指出,通过科学选取指标,构建国家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并动态调整,才能比较准确捕捉国家经济安全的真实情况,但目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成果总体可操作性有限,大多停留在研究层面,并没有上升到政策制定层面。
基于以上问题,余瑞玉提出建议:
一是尽快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短板“摸底”。建议加强职能部门主动筛查和行业自查、反馈,可由国务院统筹,工信部、发改委等部门牵头制定评估类目,各级政府和相关行业协会等组织配合,尽快梳理各产业链中存在对外较强依赖的资源、技术等内容,并构建中央到省、市级的专门大数据平台,对相关问题信息统一采集和录入。
二是完善顶层规划。首先,可将国家经济安全专项立法纳入近年的立法规划,在其中保证有专门条款明确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并通过立法协调目前我国经济安全立法与国际法律不相适应的部分。其次,可借鉴美国《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制定的经验,在“十四五”规划的基础上,利用抗击疫情中我国走在国际前列的机遇,制定更加细化、突出行业差异性的强健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强专门管理部门的设立,同时用好“一带一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等国家战略,促进我国智慧供应链完善,进一步争取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三是建立健全安全保障机制。建立从安全评估到产业发展、产业安全防护的立体保障体系,如在安全评估方面,可建立动态的安全分级和预警机制,将安全短板对产业发展制约程度、优势国家与我国外交关系等指标纳入评分因素中,根据相关短板“卡脖子”可能性和严重程度的不同进行分级,针对警戒等级较高产业安全短板的应配合“十四五规划”等发展目标制定短期和长期的计划,出台相关产业发展制度帮助产业突破瓶颈。同时,还应建立和拓展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国际合作机制,合理利用国际组织和相关贸易规则,更大程度拓展我国在维护产业链安全方面的“朋友圈”,为维护经济安全创造更稳定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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