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行】红山的回响——写在“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之际

　　“红山文化”，一个走进大众视野就注定不平凡的名字。

　　距今约6500年的发端史，超100年的发现史，整70年的命名史。时间难掩被泥土遮盖的光芒。此刻，人们再次听见了来自红山的回响。

　　9月22日，中华文明的璀璨星辰——“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讨会上公布：

　　今年发掘的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元宝山积石冢，是内蒙古目前考古发掘的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是内蒙古第一次发现南方北圆、南坛北冢的墓葬兼祭祀为一体的建筑遗存;冢内大墓出土的玉龙是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玉龙中体量最大的一件;一次性出土百余件红山文化玉器，基本涵盖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大部分类型，填补了内蒙古地区考古出土玉器研究的空白;石砌建筑遗存为深入研究与探索河套地区石城建筑技术与“藏玉于墙”习俗提供了新线索。

　　“最大”“第一次”“填补空白”“提供新线索”，每一个字眼都挑动着人们的神经，红山文化再次用实力展现了惊人魅力。

　　然而，这次发现也可能只是红山文化的“冰山一角”，它的全貌是怎样的，依然让人充满了期待和遐想。

　　回望红山文化命名70年的历程，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每一次亮相都会惊艳时光。红山文化的物质遗存和所传达的精神价值，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发现与发掘：新考古学文化横空出世

　　红山文化的命名，始于1954年。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时，根据梁思永先生的意见正式对“红山文化”命名，迄今为止整整70年。

　　“红山文化的定名起步很早，是以二元融为一体内涵为命名标准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郭大顺介绍，红山文化当时被认为是“长城南北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互影响之后的新型文化遗存。”

　　“稳定”，是郭大顺先生对红山文化的评价。他说，红山文化被定名后，展现出很好的稳定性。它是继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后第三支命名的史前文化和长城以北地区首次明确的史前文化，也是在此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命名被不断分解、唯一在定名上保持稳定的一支史前文化。

　　命名70年来，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硕果累累，先后调查和发掘了西水泉、蜘蛛山、四稜山、胡头沟、东山嘴、牛河梁、那斯台、小东山、兴隆沟、草帽山、魏家窝铺、田家沟、半拉山、马鞍桥山、彩陶坡等一系列遗址。

　　红山文化的内涵、年代、分期、分布等问题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成为中国东北地区遗址发现数量最多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仅内蒙古赤峰与辽宁朝阳两地便发现各类红山文化遗址1100余处。

　　“中华第一龙”的发现，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时刻。1971年，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现称赛沁塔拉)村民采集到一件C形碧玉龙，随后上交给翁牛特旗文化馆，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

　　红山文化最重要的发掘来自牛河梁遗址群的发现。女神庙遗址、多处积石冢群及一座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迹的发现，确认了牛河梁为红山文化遗址群。

　　红山文化的雕塑像，是人们认识红山文化的重要媒介。其中，敖汉旗出土的“中华祖神”是代表之一。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对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进行测绘时，发现人像残件，最终完整复原一件目前形体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整身陶人像。

　　彩陶坡遗址的发掘成果，是红山文化近年来的一次惊艳亮相。在2022至2023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松山博物馆等联合对赤峰市松山区彩陶坡遗址进行了发掘，其中一座小型房址内发现的蚌塑龙，是首次发现的红山文化蚌塑龙形象，进一步丰富了有关红山文化龙形象与龙图腾崇拜的认识。

　　“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讨会上发布的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元宝山积石冢考古发现，注定会成为红山文化发掘与研究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元宝山积石冢的发掘，对深入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形态、组织管理、人地关系、玉器加工，探讨红山古国文明阶段礼制文明初步形成、西辽河文化探源以及红山文化申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党郁说。

　　比较与研究：中国文化总根系中的重要直根系

　　红山文化，拥有中华文明突出的特性，红山文化的发现、研究与阐释，始终置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宏观背景之下。

　　自红山文化被命名后，红山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对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的发掘，第一次明确了红山文化祭坛的形制。红山文化玉器的综合性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确立了红山文化玉器在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红山文化是早期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形成的‘红山模式’、红山式玉器等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评价红山文化的历史地位时说道。

　　1987年，苏秉琦先生以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南北交汇即“华山玫瑰燕山龙”为首要内容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发表。多年过去，“考古寻根”更加深入人心。

　　进入21世纪，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开创出新局面。

　　在田野考古方面，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赤峰魏家窝铺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时期房屋形制与聚落布局的认识。

　　在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研究方面，红山文化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2021年，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将牛河梁遗址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存确证为古国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将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推进至距今5800年前后。

　　至此，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源头地位被进一步肯定。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白玉宝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他说，直根系就代表了坚持本色，“坛庙冢、玉龙凤”是红山文化带给全人类的贡献，其中，对龙的认可就是一种集体现象，这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认同。

　　阐释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是世世代代要做的事情

　　做好红山文化的阐释工作是保护的前提。

　　在红山文化命名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范围、性质、内涵等问题的讨论和认识并不明确。

　　1981年12月，孙守道、郭大顺向中国考古学会杭州年会上提交论文《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确认了20世纪70年代在赤峰、阜新、朝阳地区发现的玉龙、玉龟、玉鸟等玉器应均为红山文化玉器，这是对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研究的开始。

　　此后，一系列与红山文化相关的研讨会议相继召开。

　　1983年7月，朝阳市召开的东山嘴遗址座谈会，是首次举办的有关红山文化研究的专题座谈会。从1993年至2004年，赤峰学院主办了三届“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从2006年起，赤峰学院每年举办一次红山文化高峰论坛。

　　赤峰学院副院长孙永刚介绍：“红山文化研究院创办了专刊《红山文化研究》，从专家访谈、理论研究、陶器研究、玉器研究、经济形态研究、社会结构研究、意识形态研究等多角度设计专栏，站在学术最前沿，推出大量最新研究成果，2014年至今已经出版了8部专辑。2018年以来，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进行了一系列红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新材料。”

　　近年来，各地红山文化遗存之间、同时期各史前文化遗存交流展览陆续推出。

　　2019年10月，辽宁省博物馆推出“又见红山”大型展览;2020年10月—2021年5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2021年12月，浙江省博物馆推出跨年大展“玉·见——红山·良渚文化展”，精选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文物260余件……

　　今年6月8日，“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在沈阳博物馆启幕，展示了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磅礴气象。近期，赤峰博物院正在举办的“华山玫瑰燕山龙——交流互鉴中的红山文化精品文物展”，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参观。

　　2012年，红山后、魏家窝铺与牛河梁遗址共同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一直致力于申遗工作的赤峰博物院院长、研究馆员陶建英说：“申遗不是终点，而是文物保护目标的一个过程、一个节点，文化遗产保护是我们世世代代要做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

　　党郁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在发布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元宝山积石冢考古成果时说道：“希望大家不止把目光投向新的发现，还要更多关注红山文化遗产的保护。”

　　红山文化只有被保护，才能走得更远，只有保护好红山文化及相关考古学文化，持续做好红山文化的调查、发掘、研究、保护及宣传工作，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起源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进程，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承古塑新，继往开来。

　　红山传来穿越数千年的历史回响，对话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我们，赓续中华文脉，让弦歌宛转悠扬，永世传颂。(记者徐跃、魏娜、王塔娜、肖璐、李雪瑶)